解放后,在宝坻老城学街文庙旧址之上兴建了一座大礼堂。我小时候,常听群众叫它“人民大礼堂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“礼堂”的注解是:供开会或典礼用的大厅。既是人民的礼堂,在长达三十几年里,宝坻的大型会议、文艺演出及其它相关政治文化活动经常在这里举行。古代“教化民众”的地方,一举成了人民群众集会、娱乐的重要场所。
宝坻大礼堂不单有厅,还有面积不小的院落。院子南北长达100多米,东西有四五十米宽;门朝南开,宽大的门口安装了两扇木门,可以通行汽车、骡马车等车辆,门两旁竖着一对威风凛凛的石头狮子;院南部中间是一条砖墁路,东西两侧各有一排青砖瓦房;房前植着十数棵高过房脊的柳树,既可用于暑期乘凉,又为大礼堂注入了生机,在林木稀疏的老城,这里的浓郁绿荫,常引得雀儿聚此欢歌跳跃;从甬路一直往北,跨上数步台阶,即是礼堂的前厅。
由前厅进入大厅,迎面有两道门口;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座木质楼梯,通向二楼观看台。大厅建得十分雄伟,北端是高出地面一米的戏台或称之为主席台;台下观众席置放着长条木椅和长条竹椅,每把椅子能坐五六个人;中间留着两条南北方向、一条东西方向的过道;大厅两侧各有一排直径一尺多的圆柱,作为二层观看台的支撑;楼上东西南三面的观众席,摆放着又宽又厚的木制长凳。从大厅规模看,容纳千八百人绰绰有余。那时我想,如此精妙布局将大厅空间利用得何等好呀!不知它是出自哪位高手的创意?直到跨入21世纪,电视中常放一些反映民国时期大都市生活的影片。我才发现,大礼堂与旧社会大戏院的布局十分相似,只是那时的二层观看台大多是小包厢;整体规模更与宝坻大礼堂不可同日而语,如果把民国时的剧院比作“机帆船”,我们的大礼堂就称得上“豪华游轮”了。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礼堂晚上常有文艺演出。演员有的来自邻县,有的来自天津市或廊坊地区,更多的是本县专业或业余宣传队员。那时,大礼堂中的演出,并非是免费的“晚餐”,像我这样无钱的穷小子,只能在大门口看看热闹。赶上观众少,守门人会在中途打开大门,允许无票者悄悄入内。我们每每闻风而至,碰的就是这种机会,尽管这机会可怜得犹如“瞎猫撞上死耗子”。我和伙伴们也曾在大礼堂院外绕场两圈,打算寻适宜地方翻墙而入,终因墙高丈余,全无适宜之处而作罢。
上中学的一天晚上,秋风轻拂,薄云掩月。听说地区文工团在这里演出,我再次兴冲冲地跑了过来。明亮的街灯照得城内处处清晰如昼。大老远,就望见大礼堂门前挤着许多人,甭问,尚未到“耗子咽气”时。为争取守门人的同情,或者逼迫他妥协,大伙儿再次使出“杀手锏”,不停地吵着,扯开嗓子闹着,一波接一波地往大门口挤。卷在人群漩涡中的我,再打算出来时已身不由己了。后来,不断涌上来的人把我挤在了石头狮子上,让我根本动弹不得,只能用一双手臂尽力往前推着石狮,防止被压成肉饼。这可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呀!如果跌倒,如果往前挤的人再加一把劲儿,你想啊,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?
我曾经两次上过大礼堂的戏台。第一次是上小学时,与同学们表演了一场文艺节目,具体名称记不清了,为什么表演也不得而知。只记得参加演出的共12位同学,我们人人手握一只木头步枪,在台上边喊着“冲”“杀”,边重复着拼刺动作,口号呼得响亮,动作也十分整齐带劲儿,赢得了台下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片掌声。这是我平生首次正式登台表演文艺节目,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。
第二次上台是1985年的夏天,这时,我在县委党校组教科工作,同时兼着中共党史和科学社会主义两门课程的教学。为了配合全县整党工作,党校领导根据县委安排,派我为全县部分党员干部做了一场辅导报告,地点就在大礼堂。当我走上主席台时,台下长条椅子上已坐满听众。随我一同上台的,还有县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,他们坐在了我的身后。这天,大厅外烈日当空,万里无云;大厅内却凉爽宜人,连我这个报告者都感觉不出一丝的燥热。我暗暗称道:“好地方啊!”在辅导报告中,我围绕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问题,既解释了“为什么”,又提出了“怎么做”。那时的我年轻体健,记忆力比现在要强得多,两个多小时的报告深入浅出,完全脱稿,受到了听众的欢迎,课后党校领导又听到了许多称赞本场辅导课的消息;批评意见只有一条,说讲党课不应当引用孔子的话。其时,我尚不知大礼堂诞生之前,此处曾是儒学的宣扬地;更未料到,几十年后这里又升腾起浓浓的“文”气。两次登台,后一次于我的纪念意义较前次要大许多,因为这是我首次面对如此多的听众讲课;还因为此后不久,大礼堂的功能就被新建的宝坻影剧院取而代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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